文/臧家宾
近日，笔者在翻阅上海小报时发现，1938年7月9日《晶报》上刊登一则署名“金公”，题为《瞿秋白之诗》的短文。此文提及“秋白弱冠所作七言二绝”，经与六卷本《瞿秋白文集·文学编》对照，无此两首七言绝句；亦不见于《瞿秋白诗歌浅释》《瞿秋白诗歌鉴赏》两本诗词集和他者论著，当是两首佚诗。现照录如下：
共党闻人瞿秋白，有生厄塞，天赋聪明，余前尝撰瞿秋白悲惨身世一文，登诸某报。近族子自故乡来，复出示秋白弱冠所作七言二绝，因录实本晶，以飨读者。原题“赴贤庄省外祖，呼援未遂，冒雨乘舟回城，感而赋此。”
斜风细雨送归舟，芦荻萧萧景物秋。隔岸荒村疑画里，一声雁唤动闲愁。
拚将心事付寒鸥，宗悫长风倚枕谋。一觉梦回惊暮色，无多灯火已常州。
盖此诗系秋白学生时代试作，与后来闽中绝命词，实堪为一始一终矣。
金公是当时沪上的职业报人，为《晶报》《力报》《珍报》等多家小报写稿，平日里痴迷戏剧与弹词。尽管他的生平无以详悉，然从其所叙之事和所抒之情中，亦可略知大概。此人与武进瞿氏、贤庄金氏是本家。上述两诗来历清楚，可信度高。
一、童年纪事中的贤庄环溪
贤庄，位于江阴璜土镇西南，离常州城二十余里，旧为曾国藩赐予金逸亭（官至广东按察使）的府邸。庄外溪流弯曲，首尾相连，宛如荷叶状，又称“环溪”。每逢假日，瞿秋白常随母亲到贤庄的大姑母家中。大姑父金涵如（金逸亭嫡孙）任江阴县十乡总董，家资富沃；“金心芗（瞿秋白外祖父）以同乡同宗之谊，随金逸亭赴粤任盐大使”，致仕还乡后寄寓贤庄东楼。于秋白而言，贤庄亦是外祖父家，皆谓至亲。
◆瞿秋白与妻子女儿。
瞿秋白的童年纪事，常以景观“环溪”代指地名“贤庄”。1920年赴俄前夕，他这样写道：“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，环溪的清流禾稼，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”，“西乡的菘菜，为我营养”，“耳鬓厮磨哝哝情话，亦即亦离的恋爱，安慰我的心灵”。后来他于长汀狱中拟写的自传《痕迹》开篇首章即“环溪”。在他眼中，“环溪”拥有“贤庄”不曾有的友谊、大自然和初恋情愫等。对于祖孙三代讬庇于叔伯门下的身份窘境及其未来命途，幼时的瞿秋白无法知觉。当这种畸形的社会地位因经济基础而动摇，濒临破产死灭之时，逐渐使他产生对伦常秩序中人人关系的疑惑。如佚诗中所表现的，正是他在冷峻的社会人生相前的寻觅和思索，也映射少时的心性。
第一首七绝诗的前两句写景，景中寓情。“斜风细雨送归舟，芦荻萧萧景物秋”化用了宋代诗人释绍嵩《放舟戏书》中的“再岸萧萧芦荻秋，斜风细雨转船头”。瞿秋白乘舟归去，微风细雨轻拂船头。萧瑟凄凉的秋景，更烘托出他的郁抑惆怅。
后两句言情，情景兼融。“隔岸荒村疑画里”描绘了一个远离喧嚣、荒凉寂寥的村庄，彷佛这座村庄只是画中的景象。“一声雁唤动闲愁”，雁鸣打破了寂静，也令瞿秋白心有所触。与沈德潜的“隔岸小舟疑画里，故乘风浪放鱼罾”所抒闲适之情不同，秋白的孤独和哀愁，只有他一人体味。
如果说前诗情感委婉含蓄，那么第二首则直抒胸臆。首句“拚将心事付寒鸥”，意为想把满腹心事倾诉给亲近的鸥鸟。“寒鸥”这一意象与瞿秋白“呼援未遂”后的孤独和落寞相呼应，也暗示着亲友星散、交际冷落的家庭景况。传言鸥鸟生性多疑，若人心怀算计，它们便不会靠近；后人常借此抒发隐逸之志。正如“鸥鸟忘机”，指像鸥鸟一般，终日与白沙云天相伴，自甘恬淡，无巧诈之心。“拚将”，即舍弃、抛弃。将，语气词，无义。
这句“宗悫长风倚枕谋”，与《滕王阁序》中的“无路请缨，等终军之弱冠；有怀投笔，慕宗悫之长风”情怀类似。投笔从戎的班超、少年立志的宗悫，为瞿秋白所仰慕。“倚枕谋”的形象描绘，也表现了他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思虑。
后两句“一觉梦回惊暮色，无多灯火已常州”，瞿秋白在愁绪中入眠，神思迷离恍惚间，已是日夜交替，船快到岸。此行向贤庄族人求援，却无功而返。“无多灯火”的遣词，既写实也写意。就像他在《饿乡纪程》里所诉的那般真切：垂死的家族制“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，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，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，抱头痛哭的下策，谁救得谁呢？”
正因“终军弱冠，宗悫长风”的典故，金公才认为该诗系“秋白弱冠所作”。古代男子虚龄二十行冠礼，表示成年。也就是说，过完1917年春节，瞿秋白方当弱冠之年，而他离乡已一载有余。另据胞妹瞿轶群回忆，外祖父金心芗是在瞿母金璇出事的前年（即1914年）过世。那么，佚诗的创作时间应不晚于1914年秋。
二、“名士化”与“避世观”
1910年9月，瞿秋白升入常州府中学堂本科。翌年，辛亥革命爆发。不久孙中山辞临时总统职，袁世凯窃国。1912年的“双十节”，瞿秋白于宗祠门外高挂“国丧”白灯笼。在“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”下，秋白和他的同学“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‘名士化’，始而研究诗古文词，继而讨究经籍”，远离浊俗纷扰，逐渐产生了避世的人生观。李子宽曾追忆道：
自1913年至1914年之间，秋白课余时间付诸于吟咏者不少。最初，我班同学年龄较幼者四人即江都任乃訚，宜兴吴南如与秋白和我，相约学作诗词，从咏物开始。我未得其门径，不久即退出，秋白与任、吴乐此不疲，各存二三百首，抄录成帙，秋白与任君进步尤速，惜稿早失。
迄今所知瞿秋白最早的两首诗，均系中学时代所作。据秋白的幼年挚友羊牧之回忆：
记得升中学后，他看到阶前菊花盛开，作了一首白菊花诗：“今岁花开后，栽宜白玉盆。只缘秋色淡，无处觅霜痕。”
这首咏菊诗被《瞿秋白诗歌浅释》《瞿秋白诗歌鉴赏》两书收辑，编者认为此诗作于1913年秋，其依据何在？从诗词创作的经验来谈，初习者通常是先从五律学起，再是七律、七绝。五言短古看似简单，实则不然。这里，羊牧之并未明确交代《白菊花》的创作时间，“1913年秋”的说法不够严谨。
另一首志怀诗，同样是出自羊牧之一方的记述：
在宗祠时，债台高筑，无法偿还，中秋即届。房门后粘贴讨账之单厚寸许，索者呶呶不肯去，金太夫人每婉言道歉，对方犹言词甚峻，气势凌人之态不能耐，回房时辄以泪拭面无言。秋白曾诵：“悲欢原有别，天地岂无私”之句，不知其成章与否？
◆佚诗图片。
由此可见，羊牧之并不知“悲欢”句当初是否完整。两本诗词集则以《志怀（残句）》为题收录，意即全篇佚失仅两句留存。显然，亦有待商榷。如宋代诗人苏麟所传世的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易为春”，本就只写了两句，并非“残句”。
自幼全家受叔祖的护持，“秋白父稚彬不治生产，仅能作画，画以人物较见长，但未臻佳妙，不为时人所重，因而不克赖此以维生计，何况更有鸦片烟癖”，李子宽曾见“瞿母体弱甚，肤色灰白，有烟容，无人色”。在1935年《多余的话》中，瞿秋白写道：
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；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“衣租食税”的绅士阶级，世代读书，也世代做官。我五六岁的时候，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，他死的时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抚。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，而我小的时候，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。
祖母庄太夫人常年由瞿稚彬夫妇侍奉，四伯父瞿世琥“民国后为江苏丹阳、泰兴等县知事，每月汇款回来”，“大姑母嫁江阴贤庄金涵如，每年载柴米来常”，这是瞿家唯二的经济来源。大姑母去世后，柴米接济断绝，家中开销却与日俱增，如常州府中每年须缴一笔不菲的学膳费，生活每况愈下。后来，夫妇商量送走祖母，男方出门谋事，怎料“祖母到杭州不多时，四伯父在泰兴任上罢了官，断了官俸”，瞿轶群对此记忆犹新：
父亲把祖母送到杭州以后，就在1913年下半年去湖北黄陂二姑妈周家管账，月俸大约不到三十元。事情明摆着，把祖母送杭州这个主意，经济上是失算的，道义上受到了非议，母亲为此受着莫大的委屈。
自杭州中断接济以来，仅父亲略有一点收入（除去他本人的生活应酬，所剩无几），加上舅舅家有些帮助，此外，就是靠典当变卖家俱什物、衣服首饰、也依着老关系在米店裁缝铺里搞一点赊欠。日子实在难过。
这样看来，佚诗时间可能更早，或作于1913年秋冬。贤庄是瞿秋白至亲的住处，按他“赴贤庄省外祖，呼援未遂”之说，何以空手而归？或许可有此番解释：瞿父离家，秋白只身前往贤庄，而族内不满瞿家送走祖母的做法，拒绝施以援手。事已至此，他没多做停留，直接冒雨返城。童年瞿秋白所遭遇的现实生活与心灵世界的矛盾，以及“二元人生观”之萌芽，从诗中也可窥一二。
三、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的二元人生观
1915年夏，终因缴不起学费，瞿秋白被迫辍学。“那时中学学制为四年，眼看只差半年就要毕业，也无法可想。”对金璇来说，送走婆婆和劝丈夫谋差事是生活所逼，儿子的失学无异于精神上的幻灭。1916年正月初六，瞿母吞火柴头自尽，从此一家星散飘零。这年清明节，秋白从无锡回常，祭奠母亲灵柩。羊牧之回忆当时情景：
我去看他，秋白详谈小学教学和学校四周地方恶势力任意欺侮农民的情况。在留午饭吃菜粥时，他又出示了《哭母》七绝几首，我只记得一首了，诗是：“亲到贫时不算亲，蓝衫添得泪痕新。饥寒此日无人管，落上灵前爱子身。”
初入社会的瞿秋白，目睹底层民众疾苦，各种社会现象令人困惑不解，索性逃避问题。殊不知他与农村的联系，日后会深刻影响他对于大众化文艺的创作。尽管他自己说：
我因母亲去世，家庭消灭，跳出去社会里营生，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“？”。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。来一穷乡僻壤，无锡乡村里，当国民学校校长，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。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，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。思想复古，人生观只在于“避世”。
当年手书“国丧”以示反抗袁氏窃国，如今其复辟称帝，瞿秋白已然麻木。可在畸形的社会生活中，他的“名士化”倾向，抑或说，绅士意识下的“避世观”，终究是唯心的。1916年底，瞿秋白赴武昌、黄陂，投奔堂兄瞿纯白、姑父周世鼎，后随瞿纯白（应聘赴京到外交部条约司通译科任职）去北京上学。回想起这段经历，秋白写道：
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，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一层；他能辅助我的，不但在此，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。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，又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。
从初入北京到五四运动前，这三年既是瞿秋白“最枯寂的生涯”，也是诸般思潮竞相争鸣的时期。他将主要精力花在了今文经学和佛学上，尽管这一度使他产生“厌世观”。但最终“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，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；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，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”。不久，他投身五四运动，以出世心境，行入世之事。然而“历史的误会”肇始于此，瞿秋白终究不是一个“政治动物”。
1925年夏，羊牧之到上海总工会南市沪军营工人夜校任教。之后，他与阔别十年的瞿秋白重逢，过从甚密。一日闲谈新诗与旧体诗，秋白直言：
古体诗，可长可短，可尽量描写，可随意发挥，不受拘束，近体诗则绝句并讲平仄，律诗必讲对仗，格律太严，束缚太甚，白话诗当然不同了。填词则句法可长可短，押韵可有可无，且造句通俗，不嫌杜撰。曲则更加解放，俗话可放在里面。所以中国诗体，受时代的变迁，外来的影响，将来必有再解放的一日，无论形式内容，必有再大变的一日，姑拭目以待。
五四运动后的数年里，瞿秋白都不曾写过“旧诗”。1923年12月，瞿秋白与王剑虹恋爱期间所作《江南第一燕》，算得上他现存最早的旧体诗亲笔手迹。1932年冬，瞿秋白书录了一首七绝旧作《雪意》，并以“魏凝”署名呈送鲁迅先生，保存至今。从内容上看，此诗作于1917年至1918年间；这也是《瞿秋白文集》中唯一的一首早年诗作。至于创作时间更早的《志怀》《哭母》《白菊花》，均出自羊牧之个人记述，无法否定其真实性，但与原稿恐有出入。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《瞿秋白文集》时，未予以辑录。而此次新发现的佚诗，其可靠性要大于上述三首集外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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